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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政策之前，当务之急是彩礼标准的确立。杨翠霞记得，当时结合乡镇及村里的意见，市里相关部门反复商讨，定下了低价彩礼的标准——6万元以下。至于零彩礼，“彩礼作为延续上千年的习俗，完全归零也不现实，购置礼品和首饰也需要花销，因此我们所说的零彩礼并非一分钱不给，而是3万元以下就可以认定是零彩礼。”杨翠霞说。

根据河间的政策，低价彩礼和零彩礼新人可以享受孕前优生体检、子女入托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单艳丽介绍，符合条件的新人申请后由村里和乡镇盖章确认，经民政局认可后，会将材料转至河间市卫生健康局、教育体育局进行登记。不过多位村支书认为，这些政策福利初衷是好的，但效果有限，“一般村民会觉得麻烦，家都在农村，还跑几十里地去城市入托干啥？”

因高额彩礼产生的矛盾甚至恶性案件也日益增多。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近5年来涉彩礼民事案件超2万起，彩礼金额可达人均收入的10倍；因彩礼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占因彩礼引发的刑事案件的46.26%。

而在景和镇崔庄子村，这些积分可以变现。“零彩礼会加200分，低于5万元的彩礼可以加100分，低于10万元的彩礼可以加50分。积分可以在年底换分红，1分是10元左右，且会随着村集体利润的增加而提高。”崔庄子村村支书张清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罗全富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核心问题。第三次会面反而没有谈彩礼价钱，他领着女方父母到村里转了一圈，“看了志远家新建的楼房，村党支部大楼的走廊上正好有志远和市委书记的合照，借机再介绍下男方如何优秀”，一套流程走下来，女方父母对农村贫穷落后的印象大为改观。

不过，单艳丽强调，虽然要求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将彩礼数额纳入婚事报备事项统一监管，但对低价彩礼和零彩礼的推广并没有对乡镇和村里设置强制性的指标，因此部分乡镇和村其实没有压力，也会不重视，各乡镇推广成效也并不均衡。

罗全富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村里盖两层楼房算上装修，一般需要20多万元，买车要10万元左右，低价彩礼需要10万元左右，这样算起来，普通家庭要备足至少40万元才能不负债结婚。这还不包括宴席、其他婚俗名目等。

基于以上背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明确提出治理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次年5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整治天价彩礼、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并于2021年4月和9月，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罗志远所在的河间市是上述婚俗改革实验区的首批试点之一。河间市婚姻登记中心副主任单艳丽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自河间市被纳入婚俗改革试点以来，共办理新婚登记1万余对，当中低价彩礼占比85%左右。

罗志远的父母想到了一条出路，向亲戚朋友借钱，把彩礼凑齐。这在当地较为普遍，罗志远所在村的村支书罗全富说，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人的解决之道就是亲戚们相互接济替下一代娶亲。

从2019年起，高额彩礼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了五次。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对基层干部来说，婚俗改革工作的推进同样是年度考核时的加分项。河间规定，乡镇(街道)要及时统计零彩礼、低价彩礼人员和数量，每月向市文明办汇报一次，低价彩礼和零彩礼会为乡镇的年度考核加分。

除了政策福利，在河间多个乡镇，婚俗改革被纳入了乡村治理积分制，低价彩礼和零彩礼家庭可以获得积分。在罗志远所在的罗位村，积分可以用作“文明家庭”评比、优先享受政府的扶持政策比如增加借贷额度之用等。在该村，零彩礼、低价彩礼分别可以奖励80分和40分——在积分列表中，这是高分值的事项，参加村里义务劳动或捐款可以奖励10分，其他80分的事项是获得县级荣誉或经有关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

这种情况下，政策起到的导向作用可能反而更重要。张清华说，如果有人将高彩礼瞒报成低价彩礼，恰恰证明了农村当前并不以高额彩礼为荣，政策效果已经实现。

杨翠霞强调，最初的目的是遏制高额彩礼的风气，并非要求所有人都遵从执行，例如关于低价彩礼的金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标准，不同村可以根据其实际经济水平综合考量协商决定，不是‘一刀切’”。

龚为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额彩礼提高了结婚门槛，不仅对适龄青年的婚姻造成挤压，对父辈而言，需要延长务工时间，通过从事高强度工作甚至借贷来支付子代高额的婚姻成本，进而对父代家庭造成经济挤压甚至是代际剥削。

两次登门让罗全富了解到，女方家境尚可，并不会留下彩礼自用。只是男方老家在农村，他们不敢贸然将独生女托付给罗志远，高额彩礼意味着对女儿未来更为充分的保障。

高额彩礼整治成为全国多地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突破口。《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在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不同地区治理彩礼的手段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倡导奖励型，如河间市领导对零彩礼、低价彩礼颁发结婚证，优先入托；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则鼓励有条件的镇街对不要彩礼的新人给予奖励，并以新人名义将奖金捐赠给辖区内的贫困学生和特困人员。

紧接着，河间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乡、村三级书记任组长的各级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市级层面，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并印制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手册；乡镇层面，各乡镇(街道)根据要求，结合风俗，制定本乡镇(街道)移风易俗实施方案和红白理事会章程；在村(社区)层面，则鼓励将限制高额彩礼、鼓励零彩礼和低价彩礼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65岁的石炳启在北京某单位退休后，担任河间兴村镇大庄村村支书。他身上有多项荣誉加身，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认为，彩礼走高的一部分原因是攀比，一些女孩及其父母好面子，觉得彩礼高，面子就大。所以他找了个方法，和罗全富的思路有所不同的是，他向村民们承诺，会为低价彩礼和零彩礼家庭主持婚礼，并报至市里参加集体婚礼，市领导会为他们颁证。

在当地较为普遍的观念是，女孩子觉得彩礼价格越高，越能代表父母对其养育的回报有价值，意味着自己更被男方重视，对未来的保障更大。“或者觉得高额彩礼下，男方离婚成本变高，更加珍惜自己，不会轻易离婚，更有安全感。”杨翠霞说。

“高额彩礼还会影响婚姻秩序，催生闪婚闪离、买卖婚姻及骗婚现象。”他在黄淮海地区调研时，就曾遇到过媒人和女方父母合伙，为有智力障碍的女儿多次安排婚姻敛财的案例。

关于彩礼的司法解释也在更新。今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范了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

另一类是惩罚型，如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对索要高额彩礼的家庭，取消星级文明户荣誉。最后一类则是无关奖罚的“立规矩”，在河南省宁陵县，将不超3万元的彩礼倡导标准纳入村规民约。

这一次，女方父母不再提40万元的彩礼数额，只说订婚礼金20万元即可。不过，20万元在罗志远和罗全富眼中，依旧属于高额彩礼。罗全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里规定的低价彩礼标准是6万元以内，“如果高于6万元，等于低价彩礼没有推行开，谈判就是失败的”。

“高额彩礼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与男多女少有关，这背后的原因既有早些年出生性别失衡，也有求学或务工在外的女孩不愿返乡的缘故。另外，这还是村里互相攀比造成的结果。”杨翠霞说，在当地，彩礼一般为女孩自己所有，任其带去新的家庭或暂由父母保管，仅有极少部分女方家长会留下彩礼，以备儿子娶亲或老两口养老之用。

龚为纲说，彩礼价格之所以在2008年发生转折，既是由于19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也与此后加速推进的城镇化有关。

有舆论认为，彩礼给付是双方家庭你情我愿，不应被过多介入。龚为纲则认为，当高额的婚姻成本引发普遍的对于婚姻的恐惧和焦虑情绪时，需要重点关注高额彩礼有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他强调，高额彩礼整治的目的是要遏制彩礼日渐失控的态势，让其回归正常和理性的区间，因此要因地施策。

第一次登门的时候，女方母亲就给了他们一个“软钉子”，称可以等攒够彩礼钱再结婚。第二次登门，罗全富决定转换战术，从谈判人的阵容上下手，发动了比女方爸爸更年长的村委干部一同上门。彩礼也被他拆分，双方改为先商讨订婚彩礼。

bb彩票这是河北省河间市沙河桥镇罗位村29岁的村民罗志远去女方家“谈判”彩礼的一幕。40万元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不小的数目。一边是未来的妻子，另一边是为自己结婚掏空了家底的父母，罗志远感到既无力又自责。

村支书也知道，这是“损招”，“总不能真将好事‘捣散’了吧？”他们反映，现阶段政府部门只号召遏制高额彩礼，更多的是鼓励措施，但缺乏有效的管制方法。

第四次登门就简单了许多。这次，罗全富开宗明义，提出市里提倡零彩礼，如果接受不了，可以按照低价彩礼的标准来。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彩礼定为6万元。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龚为纲结合过去20年彩礼价格变动的大数据、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田野调查信息的一项研究发现，彩礼价格上涨的分水岭出现在2008年。2008年之前，全国彩礼的平均水平从1995至2007年大体维持在1万元至2万元，此后，则一路飙升至约14万元。

不过，龚为纲表示，据调研实际情况来看，惩罚性的措施一般很难落实，当前彩礼治理的效果较为有限。有的地区只能实现制度和规则上墙，实际治理存在无从下手或者用力过猛等问题。

逐渐走高的彩礼对当地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负担。这个由沧州代管的省辖县级市以农业人口为主，在彩礼金额猛增的2018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5万元。杨翠霞说，按照每户3名劳动力计算，要支付如此高额的彩礼，不吃不喝且不生大病的情况下，要4至5年才能攒够。

除此之外，也要考虑彩礼的实际用途。彩礼金额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上涨的，功能性也在拓展，被视作子代在县城体面生活的保障，包括支付女性从生育到养育的各类成本及下一代的教育成本等，他说，“彩礼的金额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表现，只有综合理解当地彩礼的归属和性质，才能明确合理的金额，并推出一整套协同治理机制。”

转折出现在2018年12月，因前一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河间市在此时召开了移风易俗推进大会，把遏制高额彩礼作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抓手和突破口。而低价彩礼、零彩礼的推行也成为接下来几年的重点工作。

距离河间市城北10公里的诗经村镇二十里铺村村支书王志强则另有一套“撒手锏”。早在河间市推进移风易俗的前一年，王志强便察觉到村里的高额彩礼和红白事大操大办之风令村民难以招架。他通过村民代表及大喇叭广播、微信群、电子屏、反复开会等方式征求大家意见，最终定下了彩礼控制在3万元以内的村规民约。

“应划分高额彩礼治理的重点地区，确定各个地区彩礼的天花板。”龚为纲说，针对彩礼高涨的黄淮海、江西和福建等地区，应该明确彩礼治理的决心，加大彩礼治理的力度，进行长时段的、目标明确的治理。可以参考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平均家庭年收入，使得彩礼金额不会给家庭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例如江西抚州规定彩礼金额不高于人均年收入的3倍。而对于原本彩礼价格就比较低的地区，彩礼整治没有必要兴师动众，适当宣传相关政策即可。

沙河桥镇是河间市婚俗改革工作的试点。该镇党委副书记李惠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每年年底市里会根据各项工作的权重进行指标量化，婚俗改革作为一个额外的加分项，民政局和文明办等部门会根据全年的推进情况给一些乡镇加分，“有时候这种加分对于我们乡镇的排名比较关键，也让我们有荣誉感”。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遵守村规民约的。王志强说自己有两招，第一招是夸，“去抬高村民的格局，会劝他们，你现在少要几万块钱看着是受点委屈，实际你这个人的人品和格局都在提高”；第二招是“硬手腕”，对于“不服管”的村民，王志强就会搬出村支书的权威来。他曾经这样批评过一家人，“光看眼前，有用吗？现在要再多钱，能保障未来幸福吗？你自己要一大堆钱，人家男方老人快愁死了，你自己高兴吗？”几个回合下，大多村民都会依照村规民约行事。

河间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促进中心主任杨翠霞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在2003年结婚时，彩礼金额是1.1万元，直到2009年，当地彩礼还基本维持在这个数字。但在2018年前后，彩礼金额突然猛增。

29岁的罗志远愁坏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的婚事被两家人提上日程。但在确定婚期之前，城里的女友家提出了40万元彩礼的要求。

事实上，对村支书们来说，推行低价彩礼、零彩礼并不容易，如何保证手段有效而不异化是个难题，甚至连彩礼的真实数额都难以搞清楚。多位村支书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彩礼无法严格定义，“一般是指订婚和结婚时给现金的那笔钱，但有时也会把首饰和购置的婚衣计算在内”。而在订婚或结婚仪式上，礼金由红布包裹，除双方家庭和媒人外，其他人难以知晓彩礼真实金额。

近年来，部分地区彩礼价格居高不下多次引发舆论关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近期在全国各地农村的一项调研显示，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安徽等地农村的彩礼普遍达到了20万~30万元。在江西一些农村地区，50万元左右的彩礼数额占据主流。

推行低价彩礼、零彩礼这五年多来，村支书们也遇到过男女方家庭对彩礼已达成共识，谁都不想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有人尝试过特殊手段。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支书称，仪式和宴席一般都在村里的婚俗改革大礼堂举行，他们会借口礼堂要整修电器或断开自来水供应，“没水没电，怎么举办仪式？”如果仍不管用，就会声称要组织“大操儿”(村里负责协助操办红白事的人)培训，无人主持和操办，一切都无从谈起，主家(举办婚宴的人)不得不遵从村里规矩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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