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之星

最后是官方推崇与嵯峨天皇以白居易的诗歌考核臣子，菅原道真模仿其排律体，白居易的文集成为宫廷教育范本，使其融入日本文化基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亚瑟·韦利首译白居易的诗歌。其中，亚瑟·韦利翻译的《汉诗一百七十首》等作品奠定西方对汉诗的认知基础。20世纪中后期，美国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华兹生等诗人、汉学家推动了“创意翻译”，艾伦·金斯堡等与白居易的诗歌展开对话。此外，詹姆斯·赖特1963年出版的诗集《枝不会断》以白居易贬谪经历为灵感，是跨文化再创作的标志。

赵汗青：真实情感其实是跨越文化壁垒的核心。白居易的诗歌以“老妪能解”的通俗实现情感直抵，证明个体经验书写(如羁旅、衰老)比宏大叙事更易引发共情。

赵汗青：日本平安时代，其贵族以熟读白诗为荣。著名文人学者，例如空海和尚和菅原道真，都非常推崇白居易的诗作，将其视为文学的瑰宝。白居易的诗歌占当时日本学者编纂的《千载佳句》总量的28%(507首)。

白居易的诗歌为何能在东西方传播？其传播历程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何启示？安徽省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会长赵汗青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白居易的诗歌在海外翻译、传播与影响等进行解读。

彩之星白居易，唐代现实主义诗人，也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感，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自东向东、自东向西，得到广泛传播，生命力历久不衰，影响深远。

总而言之，白居易诗歌的海内外之旅，揭示了文化交流的本质：不是单向输出，而是以普世情感为基石，经由翻译与本土化实现共生。因此，在推广中华优秀文化时，我们要重视“可译性”、情感共通性及接受者的创造性转化能力。(完)

其次是题材契合贵族审美：白居易诗歌的闲适诗，如《闲居》《喜闲》《闲乐》等，符合日本贵族生活趣味；感伤诗，如《南浦别》《花非花》契合“物哀”美学，讽喻诗则被剥离政治性转为景物描写。

白居易的诗歌传播史本质是本土化再造的过程。在日本，其讽喻诗被转化为贵族庭园的“闲适”趣味。在西方，亚瑟·韦利的散体翻译突出了其思想性，而詹姆斯·赖特则直接重构诗句呼应美国工人阶级困境。

赵汗青：白居易的诗歌能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传播流布，受到推崇，核心在于其实现了通俗语言、普世情感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

三是叙事性与情感张力。《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结构完整、人物鲜明，戏剧化表达贴近西方文学传统。其情感表达直率浓烈，异于中国传统诗歌的含蓄，更易被西方读者接受。

白居易以通俗为舟、人性为桨，载着儒家仁爱、人类共情与生命哲思穿越时空。其成功证明：真正的世界性经典，在于能否用最质朴的方式，直抵人类心田，体现共通的人性。

还有就是本土化再创造的必要性。詹姆斯·赖特将长江纤绳转化为明尼苏达的暮色，紫式部将《长恨歌》重构为桐壶帝之恋，说明文化符号需经目标语境重塑方能在异地扎根。

赵汗青，文学博士，现任安徽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会长。赵汗青长期致力于白居易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白居易，撰写白居易文化研究的作品数百篇。论文《白居易诗歌中的大运河》《白居易的家为何落户符离》《白居易母亲为何反对他与湘灵相爱》等产生了较大影响。除白居易题材外，还出版了《垓下之战》《抗日英雄欧老虎》等多部小说。

二是现实主义与人道精神。白居易的诗歌以“文章合为时而著”为核心，其批判精神与西方启蒙运动后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詹姆斯·赖特在诗集中直接呼应白居易对底层民众的悲悯。

《长恨歌》以戏剧化结构融合史诗悲剧感，其情节张力贴近西方文学叙事。特别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等意象的强烈画面感，又与日本“幽玄”美学相通，故日本作家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多次引用白诗。

再则，“通俗性”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从日本平安贵族到美国工人题材诗人，白居易诗歌的通俗性成为接纳起点，修正了“唯有深奥才值得传播”的误区。

例如《卖炭翁》《秦中吟》等作品，其人道关怀与西方启蒙思想及现代左翼思潮深度契合。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将《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争得大裘长万丈”改写为“愿为贫者披上温暖大衣”，延续了其中的批判和人道关怀意涵。《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出漂泊者的永恒孤独，日本将其融入“物哀”美学，西方则视为存在主义共鸣。

赵汗青：一是其语言的平易性与能够产生共鸣主题的结合。白居易主张“老妪能解”，语言通俗直白，大幅降低了翻译中意境的损耗。其诗歌聚焦日常生活(如《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生命哲思(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等，这些主题跨越文化隔阂，易于引发东西方广泛共鸣。

最后是双向阐释丰富经典内涵。西方学者从白居易诗歌中看到“人道主义”，日本文人提取“物哀美学”，多元解读证明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开放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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